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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将按劳分配与经营风险脱钩，有利于防止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向劳动者转嫁经营风险，防止按其他要素分配过分挤压按劳分配。

[40] 王维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6年第7期，第542-543页。[7]第五，从立法者的立法能力出发，揭示起草能力的内涵和重要性。

最后，法律草案说明中对具体宪法条文内涵的解读体现了起草部门对草案中宪法问题的直接回应，为合宪性解释提供了正面或反面的思路。而本文所指的法律起草活动，是在相关公权力机关牵头组织下[15]协调人力物力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最终形成提交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等一系列行为和过程。例如，在起草《证券法》草案时，起草部门认为根据《宪法》第90条第2款，宪法并未把相应权力授予非部委机构和事业单位。是广大人民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个人绝对自由，与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是完全一致的。[67]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统一审议法律草案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委员长会议作出的宪法判断，并认真考虑其他专门委员会作出的宪法判断。

[10] 莫纪宏：《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93页。[16]因此，虽然法律草案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有关公权力机关组织起草法律草案的活动应当受到法律、特别是宪法的拘束，确保法律草案内容与宪法文本不抵触。参见谭中和等著：《中国工资收入分配改革与发展（197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166页。

对于宪法按劳分配规范而言，创新目标与既有的效率目标高度重合。[38]然而，在解释学上，明示其一并不必然具有排除其余的效果，需要结合背景加以分析。1.多种分配的并存方式 按劳分配与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分配，在宏观层面上只需将国民收入的蛋糕按照各要素的贡献加以切分即可实现。七八宪法第10条第1款原样复写了七五宪法对于按劳分配的规定。

[63]共享发展理念位于邓小平理论的延长线上，它的入宪是一段漫长思想之旅的里程碑。按劳分配亦是宪法劳动制度的关键规则之一，能否落实按劳分配不仅影响到劳动权利的实现，而且折射出劳动者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再次，提高经济效率是按劳分配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调整按劳分配规范与其他宪法条文的关系，实现了立新，为按劳分配设定了效率的目标，明确了按劳分配的度量标准，建立了一系列落实和支撑按劳分配的制度。1.关于物质鼓励的措施。笔者的研究，例如，阎天：《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为了矫正手段和目的的悖反，现行宪法将按劳分配的标准从劳动的投入调整为产出。而就共享与效率来说，二者的关系同样有一致的一面，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共享不是不要发展了，不是要搞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44]由此，宪法上的按劳分配与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并存，可被理解为企业等的收入应当首先进行按劳分配，之后如有利润才可以用按劳分配以外的方式分配。[32]参见[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版，第16页。

[60]这些论断在党的历史上由来有自。（一）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改革的适配 现行宪法出台不久，为落实以产出衡量劳动和确定工资的宪法构想，国家全面启动工资改革。

例如，《公司法》在2005修改前曾规定，企业在分配利润前，先要从利润中扣除法定公益金用于集体福利。[46]对此，一种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导而来，这是所有制决定分配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应用。

2018年，现行宪法经历了新一轮修改，新发展理念完成了入宪。《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企业破产时，劳动债权应当优先清偿。[3][苏]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17]此外，第14条第1款关于责任制的规定在农村落地反映在第8条第1款的两次修改：1993年修宪时写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1999年进一步修改为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当然，允许不等于强制，这和公有制经济下必须以按劳分配为原则是不同的。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这种共存方式表述为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我国宪法上的按劳分配规范最初出现在七五宪法第9条第1款，其表述为：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失灵正如其他市场失灵现象一样，要运用宪法第15条所规定的宏观调控加以矫正。1988年出台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13条规定：企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1985年制定的《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专利权被授予后，发明人或设计人应当获得奖金。[53]参见[挪]詹·法格博格、[美]戴维·莫利、[美]理查德·纳尔逊主编：《牛津创新手册》，柳卸林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有权依法就国务院的上述工作提出质询。创新发展入宪之后，奖酬合一作为促进创新的分配措施，获得了更高的宪法地位。如果认为劳动要素的分配占比越高、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实现得越好，就可能与效率的目标背道而驰。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66]将效率和共享两个目标分别与两次分配对应。

例如，1982年制宪时规定的关于对劳动者实施物质鼓励的措施，无疑能够调动劳动者从事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创新。当代中国劳动宪法的研究者主要出自三个方面：一是宪法学界，例如王旭：《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知识技术性劳动的二重分配地位，被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表述为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该法对于职务技术成果与非职务技术成果的区分，参见宋汝棼：《参加立法工作琐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172页。

[20]同上注，令狐安、孙桢主编书，第14-15页。[23]体制外即非公有制经济的用人单位则一直享有较为完整的分配自主权，劳动者的工资主要由市场决定。

[43]参见《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16]这一论断写入现行宪法第42条第1款：国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22]其三是如何把握改革推进节奏的问题。（一）创新目标的含义与实现 创新发展理念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以研发实现创新。

为了实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难道要把企业越办越差吗？这在宪法上显然不可接受。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人员的解读是：对于国家机关的活动是否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不能一概而论……中央军事委员会就实行主席负责制……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通过按劳分配促进创新发展的宪法依据是第20条关于奖励发明的规定，以及第47条关于鼓励科技的规定。

2.按劳分配在公有制之外的实施空间 非公有制经济中是否存在实施按劳分配的空间？按照经典作家的本意，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按劳分配要以公有制为前提。企业被兼并或重组时，劳动报酬给付义务由新企业承继。